法润睢州 第11期

    端午佳节，“讼庭人悄” 的法治密码

    少年游·端午赠黄守徐君猷

    [宋] 苏轼

    银塘朱槛麹尘波，

    圆绿卷新荷。

    兰条荐浴，菖花酿酒，

    天气尚清和。

    好将沉醉酬佳节，

    十分酒、一分歌。

    狱草烟深，讼庭人悄，

    无吝宴游过。

    端午佳节，“讼庭人悄” 的法治密码

    元丰四年（1081年），这是苏轼到黄州的第二年。

    得知州徐君猷照拂，“相待如骨肉”，“问人乞米”的苏轼困苦的境遇有了好转。

    这天端午佳节，苏轼与徐君猷对饮，但见清风徐来，荷花相映，两人且酒且歌，苏轼便写下《少年游》相赠。

    两人能成为好友，不仅是文人风骨的惺惺相惜，更是徐君猷治理一方的法治理念，与苏轼“厚风俗”清平政治的理想契合。

    徐君猷的为人和政绩，苏轼在《遗爱亭记》里简短归纳过。

    二人常游安国寺。元丰六年（1083年），徐君猷即将离任黄州，应安国寺僧人继连之邀，苏轼将寺中的竹间亭改名为“遗爱亭”，并代巢谷作《遗爱亭记》。

    记中说徐君猷“未尝怒也，而民不犯；未尝察也，而吏不欺，”与《少年游》中所说“狱草烟深，讼庭人悄”同义。

    在苏轼的记载中，徐君猷为人亲和，宽待百姓，约束僚属，坚持德礼相辅、教化先行，让民众和官吏知礼明耻。

    他以身作则，示范引领，百姓们也不敢违法乱纪，以至于“讼庭人悄”，少有诉讼；

    即便有了诉讼，也多为调停劝导，不轻易动辄收监追责，以至于“狱草烟深”，监牢荒芜。

    对于手下官吏，他以德行约束，无需层层纠察，官吏便自知守礼奉公。

    “文治”＋“枫桥经验”，百姓衣食安稳，邻里谦和相让，心中无郁结怨怼，自然少了对簿公堂的念头，“无讼”的法治理想得以实现；

    “德治”＋“风清气正”,官吏不敢欺上瞒下，不滥施刑罚、不罗织讼案，公堂也日渐冷清。

    徐君猷润物无声的治理，正是苏轼“厚风俗” 落地生根的实践。苏轼《上神宗皇帝书》中说：“国家之所以存亡者，在道德之浅深，不在乎强与弱；历数之所以长短者，在风俗之厚薄，不在乎富与贫。”醇厚风俗、向善民心，才是社稷长治久安的根本，一国元气如人身肌理，风俗便是国家之元气。

    徐君猷的仁政，还被苏轼总结为“遗爱”，他认为当官就是要给老百姓留下仁爱。

    贬谪途中，苏轼常把遇到的清廉贤明的官员成为“遗爱”之公。如鄂州知州朱寿昌“君是南山遗爱守”（《满江红·江汉西来》），徐君猷“会与州人，饮公遗爱，一江醇酒”（《醉蓬莱·重九上君猷》）。

    “文治”“德治”是苏轼所称道的“厚风俗”实践，“遗爱”是“厚风俗”的成果，《遗爱亭记》中，苏轼又进一步由儒入道，揭示了为什么会产生“遗爱”——

    “夫君子循理而动，理穷而止，应物而作，物去而复，夫何赫赫名之有哉！”

    按照自然规律行事，就会得心应手，否则就会遭遇困厄。

    无论是徐君猷的仁政，还是苏轼贬谪生涯中乐观旷达的自我调适，都是遵从这个人生周期律。

    回看端午词《少年游》，上下两阙景、人、政层层递进。上阙描写是黄州百姓安乐的生活图景；下阙酒歌酬节，是官民同乐的祥和气象，揭示了本地政清人和的法治原因。

    佳节宴游的从容，建立在无讼无狱的安稳之上；无讼无狱的安稳，依托醇厚向善的民风；醇厚民风，源自徐君猷崇道德、轻刑威、重教化的理政之道。

    一条清晰的文理，串连起徐君猷的治州之法与苏轼的治国之思。当今将优秀传统文化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融入“枫桥”实践，亦是一脉相承的法治密码。